曾琦博士是到厦门投资的第一位港商。早在1984年就到了厦门，1985年创办了宏泰，此后，大概每隔十年，他就发起一次自我革命，从来料加工起步，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再到生产自动化，乃至信息化与自动化相结合的“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

  今天，他正奔走在新一代工业革命创新的道路上，为宏泰智慧工业服务平台下的“宏泰智慧工业4.0+”继续奋斗。他坚持实业报国，依然充满理想和激情地站立在时代的潮头，不断推动改革和创新，拼搏在自我革命的最前线。

  曾琦博士认为，是厦门这块福地给了他施展才华的空间，因此，对脚下这片土地，他深怀感恩。他欣喜地看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就要从这块给了他生命、养育他成长的土地上，一步一步地实现。

  2017年5月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美首轮经贸磋商的结果，曾琦博士在朋友圈发出了感慨：谈判是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中美双方应以合作共赢的态度处理问题，企图打残对方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思维。

  曾琦博士有资格作出这样的评价。早在八十年代末，厦门宏泰集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电线%的销售市场。

  中美贸易战，中兴通讯首先躺枪。在曾琦博士看来，遵守游戏规则、尊重知识产权很重要，在生意场上，任何自作聪明投机取巧，到头来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诚信、创新、品质、分享。”这是曾琦博士永恒的价值观，也是宏泰企业的核心理念。

  当年智能自动电话录音机能够纵横江湖达二十年之久，在这后面，就是宏泰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践行。曾琦博士始终认为，产品的品质与可靠性，就是宏泰的生命线。

  按照电子行业标准，公司制作的产品只要通过测试体系就可以出厂，但在宏泰，从建厂的那一天起，就参照国际国内的行业标准，建立了自己的质控中央实验室，每一批产品都要进行一系列宏泰标准的可靠性例行实验，直到合格后方可出厂。

  这才有了宏泰八十年代早期的产品，能够纵横美国市场二三十年之久的神线事件中，曾有一台电话录音机留下了求救者最后的呼唤，这款电话录音机就是来自宏泰制造的产品。

  曾琦博士举这个例子要说明一个道理：要让特朗普不至于开口闭口就打贸易战，就要像现在的中国离不开美国的芯片一样，自己先要强大，让中国的技术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几乎天天都会转发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不只于他本身就喜欢音乐，他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家国情怀。

  时光倒回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三四十年代。抗战前的曾琦博士家族是当时厦门的望族，拥有钱庄、运输公司及民国路两边的大量物业和思明电影院等产业，后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才脱离家族体系。

  曾琦博士的父亲出生于一个印尼华侨家庭，祖父曾国聪是当时印尼侨领，1926年从新加坡留学后回国创办了厦门文化娱乐中心，即华侨俱乐部和思明电影院，抗战爆发后，为了躲避战乱去了香港。日军侵华的不堪行径，让父亲热血沸腾。父亲毅然放下香港的事业回到厦门，参加抗日义勇军并担任中队长，但不幸落入日伪军之手，在多方仁人志士的帮助下，母亲倾尽所有，才救回了父亲的一条命，此后，举家逃往南靖，母亲在战乱中生下了他。

  这段经历给儿时的曾琦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帮助祖国强大起来，成了他的初心。

  生于厮长于厮，在厦门创业，并在厦门成就了宏泰的不二事业，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琦博士一直心存感激。

  1984年，他成为到厦门投资的第一位港商；1985年，他在厦门独资创立宏泰之后，便把根扎在了这里；1989年非常时期，很多外企萌生了撤资的念头，他不仅没有减资，反而增资开建在厦门的宏泰科学工业园，并在宏泰成立了厦门外资企业里的第一个党支部。

  创立宏泰的第二年，曾琦博士便以母亲的名义捐资二十万港币，在当时的厦门鹭江职业大学设立“蔡瑜秀奖学金”。这是曾琦博士的一种“分享”理念，取之于社会，还诸于社会，迄今为止，宏泰累计各种慈善捐款已超越三千万。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极强，合作一定会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分歧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只有通过谈判才可能跟着时间的推移一项一项地解决。”以跟老美打交道二、三十年的经验，曾琦博士深信，中美合作必胜。

  曾琦博士的看法始终如一，中国的强大离不开强大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强大的制造业。因此，从投资厦门之日起，他就把做优做强宏泰的制造业，作为实业报国的首选。而事实上，根植厦门三十三个年头的宏泰制造业已经走在“中国制造2025”的前列。

  2017年12月28日，在宏泰创立三十二周年纪念日，宏泰漳州智慧制造基地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在这个良辰吉日，曾琦博士首次向外界展示了“宏泰智慧工业4.0+”的优异成果。

  那是一个基于“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系统工程，庆典当日，曾琦博士向与会嘉宾解读“宏泰智慧工业4.0+”时，曾有段专业的表述：宏泰智慧工业4.0+是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趋势，是在宏泰智慧工业4.0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宏泰智慧工业4.0的形成，来源于自己二十年前的博士论文《中国制造业集成战略的设计与实施》中关于向日葵理念（Sunflower Approach）、创新、改进、求变（CID）之战略，以及即时监控系统（RTMS-Real Time Monitoring System{信息化与自动化相结合}）等概念，并导入柔性制造系统与智能制造服务体系的论述，由宏泰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创新、研发，最终形成“宏泰智慧工厂服务平台”。

  按照曾琦博士的解读，平台在物联网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基础上，将互联网+的概念贯穿到智慧工厂中的接单、物料供应、智慧制造、质量控制、人力资源、实时成本与销售、中央仓储及配送等全过程，具有可靠性、安全性和可操作性三大特点。

  在SMT（表面贴装技术）车间，近二十条生产线，只需要大约二十多位管理人员，相当于一个人管理一条生产线。放在十年前，相同的车间要达到相同的效率，至少要配置两百人以上，而如果是传统的全人工插装，则至少需要五千人。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言谈中，曾琦博士流露出几分自豪，这是“宏泰智慧工业4.0+”的亮点之一。

  在它的塑胶厂内，偌大的车间视线所及，只见近百台注塑机整齐排开，唯一能体现车间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是每台机器上亮着的绿色指示灯。宏泰搬到漳州智慧制造基地前，塑胶车间的工作强度是一人管理一台注塑机，而今，近百台注塑机只需数人管理。

  在二十多米高、占地近七千平方米的智能立体仓库，全部的产品从进厂时的零部件，到最后成品打包出厂，所有的清单、装卸和打包工序均由机器完成。这在过去同样不可想象，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的仓储环节，在机器代替人工上，更是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宏泰智慧工业4.0+”的核心是中央控制管理系统，它相当于服务平台的中枢神经。控制中心设在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办公场所，一块长达十米、高逾两米的电子大屏幕是显著标志，伫立在办公区域的正前方，大屏幕分为近二十块小屏幕，每块小屏幕实时显示智慧工厂不同生产环节的工作状态。

  站在宏泰漳州智慧制造基地中央控制管理系统的大屏幕前，外人可以感觉到曾琦博士内心的不平静：“这是宏泰花了二十多年心血自己研发的生产管理系统，它能直观监控到所有生产环节，有超强的纠错系统，一旦哪里出现情况，可以及时跟进处理。”

  曾琦博士言谈举止间激情四射，外人很难看出他的真实年龄，心态年轻、逻辑缜密，实际上，1984年他踏入厦门办厂时已是不惑之年，如今他依然激情澎湃一如当年。安排专访之前，他刚接待了一波外国客人，而在接待外国客人的几天前，他刚从香港总部回来，虽然连轴运转，但看起来精神头十足。

  “自动化、信息化程度之高，是所见过的亚洲工厂之最。”外国客人的评价让曾琦博士很是欣慰。

  员工眼中，曾琦博士是宏泰的家长，也是一个精神领袖，他的斗志在员工的心目中就像一针鸡血，能让宏泰保持经久不息的战斗力。

  今日的厦门宏泰集团家大业大，除了宏泰漳州智慧制造基地外，与厦门体育中心隔路相望的宏泰科技文创园里，是与宏泰制造业并驾齐驱的文化产业，这里也是福建省文创产业示范基地。

  里面有宏泰倾心打造的宏泰音乐厅、萧邦艺术厅、宏泰影音制作中心；有福建省最大的琴行——名典琴行；有以传承中华传统中医学为主的健康养生产业，即华佗养生；地标性建筑宏泰音乐厅及其相关附属设施，是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的永久承办地。

  曾琦博士天生喜欢音乐，他把投资文化产业视为一种价值分享，“就像企业做公益一样，一种文化反哺。”

  厦门有一个美丽的“钢琴之岛”鼓浪屿，2004年，时任厦门市长张昌平到北京文化部争取让厦门承办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之前三届，比赛的举办地都在北京。很遗憾，文化部派人考察过厦门的场馆设施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厦门没有一个适合承办国际钢琴比赛的场馆。

  曾琦博士与考察团官员餐叙时知道了这个事情，当时他正在筹建厦门宏泰中心，于是主动提出，可以将宏泰中心原来要建设国际会议中心和写字楼的五千多平方场地，改建成符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厅，作为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的永久承办地。

  这是中国第一座由民企投资的社会公共设施，如果不搞音乐厅，建成写字楼出租，以宏泰中心的地理位置，每年单是租金收入就有近千万，而现在单是营运两个音乐厅，每年还要补贴七百万，一来一回，宏泰每年要减少一两千万的收入。

  宏泰音乐厅建成以来，举行了上千场次国内外音乐赛事与演出，包括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以及中国少年儿童合唱节、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全国大提琴比赛、CCTV钢琴小提琴比赛等。

  宏泰音乐厅为国内多家国家级的电台、电视台及网络站点平台输送过高品质的音视频信号和现场直播，有近百位著名的国内外著名音乐家和宏泰音乐厅有过精彩的合作，迎来过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民乐团、波兰波罗的海爱乐乐团、澳门乐团、台湾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厦门乐团、香港儿童交响乐团等国内外著名乐团的精彩演出。

  宏泰音乐厅作为高雅艺术表演殿堂稳步成长的同时， 变成全球及中国优秀音乐作品的展示平台、国际性艺术活动的交流平台、两岸艺术交流平台和公益性艺术教育的推广平台。

  宏泰音乐厅的建设与运营每年都需要有大量的投入，不过，曾琦博士不无感慨：“实业报国是我的初心，而音乐是流淌在血液中让我永葆激情的音符，如果宏泰的文化产业布局能够在提升一个城市的艺术品位，以及培育高雅音乐市场上起到一点作用，这样的投入，我还将继续。”

  曾琦博士的情怀所在，除了经商实业报国，还有一份社会责任。从香港回到家乡厦门来投资办厂期间，他还在盈盈一水间搭建起沟通两岸交流的桥梁。

  2008年7月4日，台湾和厦门两岸实现直航，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却很少人知道，此事与曾琦博士有关。

  按照原定安排，台中至厦门航线并不在两岸直航首航列表中，曾琦博士是时任香港厦门联谊总会的理事长，他多方奔走并作出承诺：如果两岸直航不能成行，两岸直航逾百万元新台币的包机费用由他买单。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距离直航只剩两天的时间里，终于得到了台湾当局的确切消息。由于包机已经预先定好，台中与厦门的直航最后成行。

  多年来，曾琦博士为两岸交流合作付出很多，牵线搭桥先后促成了厦门双十中学和台中双十中学的结缘，厦门实验小学和台中光复小学的“联姻”，主办“宏泰杯”两岸网球邀请赛等，在厦门举办的第四界世界合唱节中，当两岸双十中学合唱团同台共唱一首歌时，台下不少观众热泪盈眶。

  正如出手文化产业，曾琦博士的产业布局也带着一份浓郁的家国情怀，三十三年前投资厦门时，亦是如此。

  在厦门出生长大的曾琦，曾在厦门科委工作过几年时间，结婚生子后，三十二岁那年，随太太一家移民香港。初到香港的曾琦，生活很不容易，一家三口租了一个七平方的公寓，白天把儿子寄到托儿所，俩口子都去打工。每个月，俩口子拿到手的工资虽然所剩无几，“但日子过得还蛮开心”。

  曾琦参加工作时在厦门科委从事某些科研项目，到了香港，凭着一技之长，他在一家电子厂谋到了一份工作。

  曾琦典型的性格特点是“不服输”，到香港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语言障碍，工厂里通用广东话，与客户沟通用英语，为了可以与同事自由交流，利用下班时间，他报名上了夜校，由于狠下功夫，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语言上的逆袭。

  曾琦本着终生学习的理念，不仅攻读了英国华威大学的IGDS并取得了工程管理硕士和工程博士学位，并获得了香港理工大学大学院士和英国华威大学WIMG工业院士衔。

  初到香港，由于努力与才干，在香港工作第一年，曾琦便被擢拔为工程部经理，第二年又升任部门经理。

  曾琦的创业是一个才能逐步被挖掘的过程。1978年，所在电子厂的另一位高管拉他入伙，两个人另起炉灶搞了一家属于他们自己的电子工厂，曾琦任总经理，另一位高管任董事长。

  那是一段曾琦今天谈来百感交集的历史，从1978到1984年的六年间，“那家电子厂的生意做得很好”，由一个厂变成三个厂，有五千多名员工，OEM（代工）起步，在转向ODM（原始设计制造商）的过程中，“赚了很多钱”。

  由于人的因素，曾琦后来被迫离开了那家合资公司，离开时，尽管他所持有的股份价值被严重低估，他还是坚持自主创业重新开始，这才有了今天的宏泰。

  大陆改革开放后，四个经济特区对于吸引外资都思之若渴。1984年的一天，曾琦突然接到来自深圳特区的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深圳经贸委的，来意很直接，邀请他到当时还是小渔村的深圳考察投资。

  双方约好次日九点半在深圳罗湖关口见面，曾琦八点四十五分就到了，但到了约定时间，并没找到相约的人，曾琦只好到邮电局排队打长途电话回香港，由于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还轮不上，于是就回了香港，双方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信息传播如此困难，见个面都这么费周章，要是办了工厂，这生意还怎么做？曾琦婉拒了深圳经贸委的盛情：“深圳搞制造业的时机还不成熟，等等再说。”到深圳的投资就这样擦肩而过。

  就在这时，时任厦门副市长江平带着招商团一行四人到香港招商。江平是曾琦在厦门科委工作时的领导，江平一行与深圳经贸委代表的意图相差无几，专为厦门湖里二点五平方公里特区的招商引资而来。

  和江平是老相识，曾琦自然乐于一见，这一见，江平告诉曾琦，厦门跟深圳的投资战略有点不同，有很好的规划，对基础设施比较重视，已经着手在建机场和万门程控电话等等。

  深圳搞制造业的痛点，在厦门马上就会得到解决，他又是在厦门出生长大的，有情份因素在内，曾琦当场答应江平：“同意回厦门老家办个小厂，以此抛砖引玉，希望将来有更多大公司到厦门投资。”

  1984年，曾琦在厦门瓷器厂租了五百平方米的厂房，开启了厦门特区第一家港商独资企业的历史。

  1985年，曾琦独资创办了宏泰。宏泰的创立对于刚改革开放的厦门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宏泰做大做强是历史沉淀的结果，在彼时的厦门，它却实实在在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此后，信心驱使，外资接踵而至。

  从一家租用五百平方厂房起步的小厂，到今天成就跨界多个行业的宏泰工商集团；从创业初期的来料加工，到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成熟样板，或许只有曾琦博士自己才能明白，那是宏泰不停地改进革新自我革命，才推动了宏泰一次次的凤凰涅磐。

  曾琦投资厦门时，中国整个制造业的基础其实都相当脆弱。做出口加工，让宏泰生产出符合国际品质要求的产品，当时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是宏泰的第一次自我革命。

  OEM（来料加工）同样具备一定的技术上的含金量，初创的宏泰员工来自于社会各个角落，有国企员工，更多的是从没当过工人的农民工，素质参差不齐，首先必须对员工做一次系统性的培训，这是一次掌握基本技能的革命。

  曾琦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内部培训，从香港派遣成熟技术员和工程师到厦门，进行手把手的教；另一手派员工到香港学习。宏泰创立伊始，曾琦就敞开胸怀，直接从大陆招聘的员工里面选派到香港学习，所有的管理层都是自行培养的国内员工，来帮助培训的香港高管，带上手后就撤回香港。

  宏泰第一次自我革命的意义，从创立伊始便树立了很强的品质意识，这为以后走自主研发道路奠定了基础。

  宏泰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进入大陆，目睹了厦门特区的变化，曾琦博士很快意识到，社会在慢慢的提升不断革新，企业如果守着OEM一成不变，到头来肯定会被淘汰。从国际发展的新趋势来看，自主研发才是制造业的主流。

  八十年代末期，曾琦发起了以自主研发为导向的第二次革命，他不再拘泥于一成不变地守着OEM订单，着手组建研发队伍，大笔投入技术创新。

  1988年，宏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电话录音机问世，这是全世界内的创新产品。继录音电话之后，宏泰又自主研发了其它通讯产品。

  1994年，宏泰启动第三次自我革命，这一次，曾琦把革命的方向锁定自动化。虽然当时工人的工资并不高，但从国外先进制造业经验中，曾琦已经能够料到，“自动化”将会是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

  曾琦博士最早把宏泰的大部分利润及新增投资用来购买国外先进的自动化插机和贴片设备，到2010年前后，宏泰电路板车间的自动化率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国内同类工厂中处于领先地位。

  2004年前后，当工荒潮席卷大江南北的制造业时，宏泰由于较早实施机器代工，不仅抢先一步实现了企业的减员增效，当其它同行还在为四处找不到工人而焦虑不安时，曾琦博士正指挥若定，让人给车间里的自动化机器上润滑油。

  宏泰以“智慧工业4.0+”为核心的第四次革命，曾琦博士称之为宏泰的又一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其实从2006年就酝酿了。

  如果说与1994年启动实施的自动化革命有什么不同，此次工业革命融入了信息化。曾琦博士在宏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提出的“智慧工业”理论，与2015年国家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堪称异曲同工，宏泰在“两化”融合上的成功实践，使之成为国家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的试点企业。

  而今，宏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还在继续，漳州智慧制造基地的建成投产，已经让曾琦博士看到了能想象的将来。

  其实并非每一次自我革命都那么称心如意。曾琦博士说，改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每一次革命都非常痛苦，但是你不改变，就会被淘汰。

  宏泰在发动制造技术革命的同时，产品结构革命也在大刀阔斧的推进，每砍掉一款虽然短期内还能赢利的产品，尤其让曾琦苦不堪言。

  而随着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加炽，宏泰的竞争优势也慢慢变得不明显。2006年起，停留在消费电子科技类产品的战略必须改变，曾琦博士逐步淘汰了宏泰一些消费型产品的生产，这中间还包括每年仍有近二亿营收的消费电子产品。

  此次产品结构革命，宏泰漂亮地躲过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劫。由于宏泰迭代产品较早转向商用领域，到2010年，宏泰商用产品全方面代替消费电子科技类产品，自主创新产品迎来了收获期。

  “宏泰智泰工业4.0+”开始实施于2006年，外界并不知道，它的理论形成更早，实际上脱胎于曾琦二十年前攻读英国华威大学工程博士时所著的博士论文。当时论文用的是英文，今天翻译过来，中文题目“中国制造业集成战略的设计与实施”，与时代背景无比契合。

  曾琦博士把厚如纸书的博士论文视为一部圣典，珍藏在宏泰厦门总部的办公室，作为“中国制造2025——宏泰智慧工业4.0+”的理论基础。

  这篇博士论文的核心有三：一是“向日葵”理念，二是创新、改进、求变之战略（即CID），三是即时监控系统RTMS（信息化与自动化的融合）。

  向日葵理念被视为宏泰企业文化的基础。向日葵象征宏泰体系内的企业，每一朵花瓣好比不同部门，彼此心连心；向日葵时刻向着太阳，太阳则代表企业的客户，向日葵面向太阳，象征着为客户提供称心满意的服务。

  二十年前的中国，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模式还带有浓郁的计划经济色彩，曾琦从香港来到大陆，以两地发展模式的亲身实践，他对未来中国经济会走市场模式坚信不疑。

  CID是企业战术与战略层面的规划。二十年前的曾琦博士就认定，公司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要保持顽强的生命力，需要有坚持创新的精神和自我变革的勇气。

  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节点，曾琦博士看到了以习主席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领导能力与凝聚力。纵观过去，他用壮士断腕般的勇气，推动着宏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革命。当同城一度风光无限的国企厦华、夏新，乃至后来的外资企业台和、三德兴电子等，一个接一个地退出历史舞台时，宏泰却以“中国制造2025——宏泰智慧工业4.0+”的崭新姿态，站在了时代的风口。

  曾琦博士论文中的RTMS，换成今天的潮语，就是国家战略中的信息化与自动化“两化”融合和“中国制造2025”。

  曾琦博士认为，“中国制造2025”如果套用德国工业4.0的概念，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工业基础没有德国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它们缺乏资金和技术，走工业4.0道路要花很长的时间，照搬德国工业4.0模式并不合适，很难达到，因此，“中国制造2025”要走自己的路。

  “宏泰智慧工业4.0+”就是曾琦博士基于这套理论下进行本土化改造的“中国模本”。

  曾琦博士的构想，漳州智慧制造基地只是“宏泰智慧工业4.0+”的一个样板，是“百亿级小型智慧工业服务平台”的试验基地。宏泰智慧工业服务平台的服务对象是为全世界内的制造公司可以提供一个共享的智能制造服务平台，即“宏泰智慧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互联网+概念将被贯穿到智慧工厂的全过程中，优点是可靠、安全和可操作性。

  从漳州智慧制造基地样板投入运行的情况去看，“宏泰智慧工业4.0+”服务平台适用于全球各类不一样的行业制造业的服务系统，具有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第四维空间概念，他可以服务于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各种不一样的行业的制造业：既可以服务于大规模的公司自有的制造系统，又可以引进中小型企业进入服务区域，提供最直接的服务。

  “宏泰智慧工业4.0+”的显著的平台特点，它能够最终靠云端的全线物联网服务于任何制造商的订单、材料、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品质管理、成本管理和交货等供需服务平台，在保证企业彼此之间的信息安全，互不干扰、互不泄露的前提下，让不同的企业通过“中国制造2025-宏泰智慧工业4.0+”服务平台，达到工业4.0的建制标准。

  在漳州智慧制造基地样板工程的基础上，宏泰将着手筹建千亿级的“中国制造2025-宏泰智慧工业4.0+”服务平台。

  按照曾琦博士的测算，中国只要有两到三千个这样的大型服务平台，就能够完全满足百分之八十民生商品的生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