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知名管理思想家、“隐形冠军”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者赫尔曼·西蒙教授把21世纪称为“中国世纪”，并以此为名，补充了隐形冠军学说。西蒙教授把他的代表作《隐形冠军》更新版命名为《隐形冠军--中国世纪中的新游戏规则》（Hidden Champions--Die neuen Spielregeln im chinesischen Jahrhundert），新书已于8月18日由德国坎普斯出版社（Campus）出版。借新书出版之际，西蒙24日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分析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带来的改变和隐形冠军面临的新游戏规则，并再次强调了走全球化道路、坚持合作创新对隐形冠军企业的重要意义。现全文翻译如下：

  1995年的时候，我确定的457家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平均产值为9500万欧元。而今天，登记在册的1573家德国世界市场领导者，平均营业额已达到4.67亿欧元。能取得5倍的增长，问题大多是全球化和创新。

  隐形冠军是指在其商品市场上跻身世界前三名、销售额低于 50 亿欧元且在终端消费者中知名度不高的公司。德国拥有的这些“隐形的”世界市场领导者，比任何其他几个国家都多。

  隐形冠军的概念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谷歌搜索“隐形冠军”，会出现数百万个条目。2018年德国大联合政府成立，这一概念还写入了联盟条约。2021年初，中国启动了发展1000名隐形冠军的计划。隐形冠军在德国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它们比大公司创造了更多新的就业机会，是出口持续成功的驱动力，往往在重要的目标市场有自己的公司。

  但隐形冠军也正面临着巨大挑战。因为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因为中国的作用，为了抓住出现的机会，他们必调整自己的企业文化，比以往更坚定地成为“世界公民”。中国已成为这一些企业最重要的市场，不仅仅只是销售，而是慢慢的变多地对于生产和研发。这一点甚至也适用于新产品的发布，因为中国消费者接受创新的速度最快。

  全球化作为迄今隐形冠军巨大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已然浮现改变并将继续改变。1990年到2010年出现了“超级全球化”，这一阶段全球商品出口上涨的速度达到了全球经济产出上涨的速度的两倍。自2010年以来，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增长率关系发生了逆转。全球商品出口的增长变得慢了很多，只剩下全球经济产出的0.6倍左右。不得不指出，这种相对的去全球化始于特朗普和新冠病毒之前。

  不过，相对去全球化并不代表全球化的终结。然而，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对作为出口国的德国会造成严重后果：商品出口越来越多地被直接投资所取代，国际交流正在变得非物质化。服务、尤其是数据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整体经济。3D打印等技术导致产品不再运输到目的地国家，而是在那里打印出来。所有的任务，都只到能对其提供最佳条件的地方去完成。

  来自达姆施塔特的隐形冠军Schenck和来自哈姆的Scharf已将其采矿技术决策中心迁至中国。当采矿业在德国消失时，那里仍在采矿。同样，一些隐形冠军将他们的人工智能（AI）决策中心设到中国，因为他们相信那里有更好的人工智能发展条件。这种发展继续朝着在欧盟、美国和亚洲这三个经济领先地区设立独立的地区总部的方向深入。来自多特蒙德的威乐公司（Wilo）是高科技泵的隐形冠军，已在德国、美国和中国设立了三个地区总部。

  这些新的游戏规则如何影响德国？乍一上来，人们可能会担心负面影响将占主导，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对照德国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我预计直接投资将大量涌入德国。一次在与100多家中国汽车供应商的会面中，他们一致表示，要到德国生产，并为此目的建设新工厂或收购供应商。他们的理由是，只有通过德国的汽车制造商，才能在全世界发展业务。

  近60%的德国隐形冠军已经在中国生产，在中国的德国工厂数量超过2000家。相比之下，目前在德国的中国绿地工厂只有4家。因此，中国方面有大量的追赶工作要做。通过图林根州的宁德时代电池工厂等大型项目，可以看到，追赶的竞赛已经开始。

  对于美国人来说，德国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这从格林海德的特斯拉工厂就可以看出。对于研发来说也一样，大多数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德国设有设计和开发中心，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是首选地。谷歌和微软等美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也以类似的方式在德国设立了开发中心。除了慕尼黑，柏林也起着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全球化正在快步向前。然而，它不再以商品出口的超全球化形式来体现，而是以将价值创造活动转移到最佳国际地点的形式。大多数隐形冠军都了解这些新的游戏规则，并把它们铭记于心。然而，在文化上，这种转变带来了重大挑战，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放弃对传统地点的一部分束缚，转而一贯地支持世界主义。

  对于全球战略而言，确定区域重点将比过去更加重要。如果我们展望未来10年，到2030年，“全球甲级联盟”将由美国、中国和欧盟组成。这三个地区约占全球GDP的60%。由于隐形冠军主要活跃在高科技市场，他们将而且必须专注于这一“全球甲级联盟”，这不一定符合政治意愿，但它却是现实。

  创新是继全球化之后隐形冠军增长的第二大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并不是全新的，但它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全球化的权重也在增加，原因之一，移动、能源、健康或环境等许多领域都面临着转型挑战，而这些挑战只能通过技术创新来战胜。从历史上看，隐形冠军的创新水平很高，他们每千名员工拥有专利达31项，而大公司只有6项。

  突破性创新，尤其是在新领域的创新，通常来自中小企业，例如来自BioNTech公司的新冠病毒疫苗、Volocopter和Lilium电动飞机、数字金融软件或用于产生氢气的等离子体解析等等。

  创新发挥更重要作用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人的崛起。2005年，中国首次进入国际专利数量前10名，2012年即已赶超德国。今天，中国已远远领先于美国，排名第一。按规模调整后，中国隐形冠军的研发人员数量是德国同行的三倍左右。卡尔蔡司和通快每10亿欧元销售额分别拥有484和596名研发人员，而中国隐形冠军蓝思科技和海康威视每10亿欧元销售额分别拥有2156和1256名研发人员。毫无疑问，中国人将成为德国隐形冠军最难对付的竞争对手。

  在数字化中，人们必须区分消费市场和工业市场。消费市场是一场美国和中国的比赛，德国和欧洲的公司在其中没有任何作用，我认为这点不会改变。相比之下，许多德国隐形冠军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Teamviewer是远程屏幕控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已安装在超过25亿台设备上。由计算机科学家Jürgen Schmidhuber发明的LSTM软件仅次于苹果的Siri和亚马逊的Alexa，LSTM 装机的智能手机已超过30亿部。

  无数次试验证明，来自科隆的 Deepl 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翻译程序，Celonis 在流程采矿方面排名第一，估值达110亿美元。用于建筑软件的 RIB 软件、用于云管理的 Leanix、用于自动处理车辆损坏的 Control Expert、用于全球供应链预警系统的Riskmethods，都是进一步的例子。苹果在德国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767家供应商，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说：“德国是最高峰，再往上空气稀薄，精准文化只能在这里找到。”但是，所有这些苹果供应商都处在消费者看不见的表面之下，他们仍然是“隐形的”。

  我们在主要的数字消费市场无足轻重，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喜忧参半。原则上，只要我们仍然是工业市场的领导者，这便不是问题。德国在传统市场上的地位也一样，我们没有可口可乐、宝洁等领先的国际消费品公司，也没有麦当劳、星巴克或万豪等消费服务提供商。但我们在工业市场上非常强大。

  微软、谷歌或脸书们如果愿意，可以从“邮资”中支付德国隐形冠军。这是由于利润驱动因素的独特组合，归功于对数十亿客户的销售，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并且由于类似垄断的市场地位，价格相对较高。不过，有一种风险不能排除，就是由此产生的财务实力，可能会侵润到工业市场。

  对于隐形冠军来说，一个有用的方案是企业可以实现能力共享的商业生态体系。企业可以通过协作、竞争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将新产品推向市场，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并最终推动创新。

  以半导体行业的光刻系统生态体系为例，极紫外光刻（EUV）技术的进步，实现了集成电路和微芯片的进一步小型化，也让其复杂性达到了极致。荷兰隐形冠军ASML公司是全球唯一一家EUV光刻机制造商，80%以上的芯片制造商是它的客户，光刻系统全球市场份额占到65%。

  然而，其背后的世界级竞争力，并非ASML独有，因为作为EUV光源的通快高性能激光器和来自蔡司SMT的光学系统，是ASML机器的关键组件。这一全球成功的背后，是ASML、通快和蔡司SMT（SMT代表半导体制造技术）三个隐形冠军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这些系统的客户都在投资数十亿美元新建芯片工厂。ASML光刻系统构成了核心。通快的高性能激光器由45万个组件组成，极其复杂。蔡司SMT贡献了高度复杂的光学元件。所有这些表明，在复杂的技术中，未来的竞争将慢慢的变多地发生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之间，而不再是单个公司之间。